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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提升对发行体的约束。银行发放贷款后须有贷后管理以有效约束借款人的行为。同理，发行体发行债券后，评级机构须起到持续监督的作用。概括而言，评级机构事先公布评级方法论和评级后持续监控，其中一大意义在于约束发行体行为。事先公布评级方法论，可让发行体不断对照评级要求自我完善，如完善公司治理、降低杠杆比率和增加财务透明度及可信性等；发行后持续监督和评论则有助于防范发行体“圈钱”成功后的不作为或胡作为。
根据亳州药都农商行招股书，2014年至2016年，该行资本充足率三个指标呈连续下降趋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5.29%、8.44%以及8.02%；资本充足率为16.31%、9.42%以及9.08%。其中2016年资本充足率指标未达到过渡期损益要求，而这也正是该行此次受到监管处罚的直接原因。
“上半年几乎每周都有可转债的上会项目，可见监管层正在力促可转债的发展。”一家中字头券商债券承销人士4月23日表示，“可转债、可交换债都是一种盘活存量的思路，实质是在微观层面以结构性债券的供给来替代信用债的融资需求，可以实现降低杠杆、化解风险的目的。”
一审法院主要观点，判决赔偿原告50%损失：针对原被告双方就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违规事件的重大性、因果关系、系统风险等方面的争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了论述和说理，法院没有支持被告大连控股关于违规事件不重大、揭露日、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法院也认为大连控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股市存在系统性风险。但是法院认为大连控股接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造成案涉股票下跌及投资者损失的全部因素，因此酌情确定大连控股赔偿原告按照法律规定核算损失的50%，剩余50%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投资者的范围，均与股民代理律师起诉时主张的一致，即：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买入大连控股股票（600747），并且在2016年12月2日之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
“应该看到，6月末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2.7%、8.7%，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下降的影响。此外，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加大，若还原这些因素，实际贷款增长会更多。”阮健弘说。针对下一步的货币政策，阮健弘表示，今年以来，央行做好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促进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6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74%，比上月末高0.55个百分点；未来央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形势预判和预调微调。预计未来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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